“沒臉面的，又來做什么！還不出去！”乾隆十四年二月初十中午，山西安邑縣商人崔二珩新娶不到四個月的妻子張氏在廚房做飯時，“姑舅兄”閻洪廷出現了，張氏一見他就罵。閻洪廷二話不說，拿出早就準備好的刀子，朝張氏的腦后和喉嚨猛扎，張氏當場死亡，閻洪廷自殺未遂，被雇工拿住送去縣衙。

一番審訊后，縣衙得知“姑舅兄”閻洪廷竟是張氏前夫，張氏短暫又悲劇的人生經歷也被拼接出來：14歲結婚，17歲生子，26歲因貧困無法生活，她又舍不得把兒子賣掉，只好同意丈夫把自己“賣休”（先休后賣），并約定拿到錢財后逃走。多方張羅后，謊稱寡居的張氏被喪妻的崔二珩以41兩銀子續娶。崔二珩對這樁婚姻也很滿意，彩禮不高，張氏又年輕、能生育。

幾個月后，孩子想母親老是哭，閻洪廷就去找張氏。也許是再也不想過又窮又苦的生活，也許是新丈夫對她更好，總之張氏變卦了，拒絕回家。在閻洪廷第二次去找張氏時悲劇發生，他也“依謀人造意律，擬斬監候”。

“賣方出賣婦女的身體以獲得錢財，買方利用婦女的生育功能延續其家族。婦女則顯示對男性欲望的服從。”在第一歷史檔案館讀到乾隆朝內閣刑科題本中埋藏的這個慘案時，復旦大學青年學者趙劉洋非常感慨。

歷史檔案看得越多，他越想起2013年在蘇北農村從事田野調查時的經歷，村民絮絮叨叨說著家長里短、喜怒哀樂，而歷史檔案里好多家庭糾紛的內容，在現實生活中依然以某種形式延續著。于是，趙劉洋從女性“自殺”和“離婚”兩個充滿沖突的角度出發，通過具體的訴訟案例，分析清代以來關于女性的法律規定與實踐、社會道德對法律的影響，以及女性權利的變化，寫成了《婦女、家庭與法律實踐：清代以來的法律社會史》一書。

在此之前，關于清代婦女史研究，美國學者高彥頤（Dorothy Y. Ko）的《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在國內外影響都比較大。通過研究明末清初江南地區的才女文化，高彥頤試圖修正中國傳統文化中婦女是“受害者”的形象，認為那是“五四”政治和意識形態建構的產物，其實她們在自身的日常生活中還是有較強的自主性的。與此同時，在通俗文化領域，借助熱播電視劇《甄嬛傳》等，清代的“大女主”形象也深入人心。

但在第一歷史檔案館看內閣刑科題本時，趙劉洋發現清代女性生活研究中被忽視但又更重要的另一面，是數量更為廣大的底層女性的真實生活。在保留下來的幾十萬個歷史案件中，分為婚姻家庭和婚姻奸情兩大塊，記錄的大多是相對底層的女性涉及的案件，西方學者關注的社會上層女性反而記錄并不多。令人唏噓的“張氏之死”，便是當時底層女性生存狀態的典型縮影。

在清代社會底層，女性是作為和土地一樣的家庭財產。一旦丈夫因饑荒或生病致貧，無力生存，她們或者被“典雇”，或者被“賣休”——前者是丈夫為了獲取錢財，暫時與妻子結束婚姻關系，但保留贖回的權利；后者是丈夫同樣為了獲取錢財，而將妻子休掉嫁賣。總之，不管什么方式，女性都是犧牲品，被作為“物品”流通，身體成為她們唯一可出賣的“財產”。

清代女性的完全無法自主，還體現在她們面臨騷擾和侵犯時，明明是受害者，但在社會道德、法律壓力之下卻只能“羞憤自盡”，以此證明自己的清白，也達到用重刑“絞監候”來懲罰對方的目的。

“清代底層女性的生活實際與所謂的‘自主性’畫卷顯然相去甚遠。”趙劉洋在《婦女、家庭與法律實踐》中說，西方性別史研究學者特別突出傳統社會中婦女的主體性，而他想強調傳統社會婦女在家庭生活中面臨的諸多問題，“她們既非簡單的被動受害者，但和主體性也相距甚遠”。

年輕的趙劉洋能在歷史檔案中發現清代底層婦女生活的復雜性，也與他的田野調查有關。2013年暑期，還在讀博士的趙劉洋到蘇北某農村做社會調查，了解從改革開放以前，到改革開放后至今，中國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和對家庭道德倫理認識的變化。有年輕的女性向他抱怨，想早點和公婆分家，這樣可以減少家庭矛盾。還有人說，村里有婆婆和兒媳婦激烈吵架后，婆婆憤而自殺。

女性在現代婚姻家庭里的糾葛和掙扎令他印象深刻，此后在枯燥的歷史檔案爬梳中，他更容易發現通常不為人關注的歷史細節，并與之共情。“田野調查一個很重要的作用，是對歷史有更多的鮮活感，會發現從檔案中讀到的一些東西，和今天中國人的實際生活依然有很多聯系，歷史和傳統是有延續性的。”

趙劉洋說，關注大量基層鄉村社會婦女，傾聽她們的聲音，重視她們的權利保障非常重要，“清代至今婦女境況的轉變，是越來越多原本失聲的底層婦女的聲音被聽到和被重視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