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3月30日成立文檔至今，我們已經收到了近1700條求助信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大三學生華融琦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打開華融琦所說的這份在社交網絡、校園媒體上接力轉發的守滬者“文檔”——里面涵蓋醫療求助、配藥、買菜等多種求助信息，看似簡單的頁面，背后是年輕團隊成員們的不竭愛心。團隊也從最初的20多個核心成員，擴展到200多名成員。

守滬者的隊伍不斷壯大。在4月7日，一個名為“我們來幫你·上海抗疫互助”的平臺上線。許多急需得到幫助的人通過這個平臺獲得了幫助。這個由上海的互聯網從業者組成的平臺，上線4天就已經收到近2000條求助。

不管是“00”后發起的守滬者聯盟，還是IT人建立的求助平臺。這些民間自發形成的公益平臺，讓疫情中遭遇困難的求助者獲得了有效支援。

大家都在盡一份力

華融琦介紹，目前維護文檔的200多位成員九成以上都是大學生，從信息核實組、跟進組、法律組，再到醫療組、渠道組、表格組等，大家各有分工。在求助信息組，600多個已經解決，同時每天還有100多個新增的求助信息。

“當然這些成功解決的也不只是通過我們這個渠道，有的可能是居委幫忙解決了，有的可能是通過別的平臺，大家都是為解決問題在盡一份力。”

語速飛快的華融琦是上海人，相比以往參與校園里馳援武漢疫情、河南鄭州暴雨等遠程公益活動，這次發起守滬者之際，他正在疫情數據不斷攀升的家鄉。中午接通記者電話時，華融琦剛結束上午的課程，在十五分鐘后，他還要準時為“守滬者”開例會，討論即將上線的新功能：人工智能語音平臺。

“當時我在上海看到疫情越來越嚴重了，就在3月30日建立了這個共享文檔，和一些朋友成為了最初的核心成員，通過校內渠道擴散或者朋友圈轉發，形成初步的傳播效應。”華融琦說，之前都是隔著成百上千公里在線上支援其他人的家鄉，這次則在“疫情中心”零距離支援上海。

在這份共享文檔上，求助人可以填寫具體信息，等待志愿者提供醫藥建議；并且開辟了幫助解決尋醫問藥等主要問題的直達鏈接，主要分為配藥、血透、癌癥腫瘤、精神類疾病、陽性收治、求助平臺等幾大板塊。

翻看這份文檔，有血透病人不能及時送往醫院、外地來滬動手術的病人因醫院關閉而滯留，身患癌癥的陽性感染者沒有及時的核酸證明被拒之門外等等，這些標有姓名、電話、住址和詳細求助細則的文件里，基本每一條都伴有“緊急！加急！”等備注。

在華融琦看來，由于病毒感染人數不斷攀升和整個城市分區域分批次進行核算篩查，基層居委會負責核酸、抗原檢測、運送物資和協助轉運陽性感染者就已經忙不過來，不可能顧得上小區內每一位可能遇到困難的居民的求助信息。甚至在一些疫情嚴重的社區，基層工作人員自己也被隔離，大量減員導致小區居民服務很難到位，“所以我們現在想不僅僅只是作為志愿者去幫這些求助者，還在想怎么去把基層的這些線上的力量也發動起來”。

不過，由于200多位成員九成是大學生，大家在完成課業之余也都是擠出時間來做志愿工作。而信息篩查、跟進核對等流程都需要花費很多時間，以至于這群大學生最忙時每天只有3~4小時的睡眠時間。

“我們沒有線下資源，也沒有車隊和藥品，更多時候是一個大型的線上轉接平臺， 把現有渠道整合起來，根據求助者每個人的 情況作出一對一的指導。”華融琦表示，特別緊急的例如血透、癌癥病發等情況，會派跟進組一 對一去跟進，再群策群力找解決方案。

而這份文檔的表格也隨著求助者增多不斷優化，目前這份文檔已經升級，添加了尋醫求藥的指南。買藥之前可以先搜索查詢哪家藥店在售該種藥品，通過自我解決的方法分流一部分求助。此外，他們又創建了一份“就診地圖”，求助者通過什么渠道在哪里順利買到了哪種藥，在不透露患者隱私的情況下都有詳細的軌跡記錄。

除了接收求助信息，“守滬者”們也會找到社交媒體上的求助信息，錄入文檔后，核實組和跟進組會嘗試幫忙解決。

而那些經過核實和給出建議后依然難以解決緊急問題的求助者，“跟進組”負責專門提供針對性的幫助，由一些經驗豐富的志愿者完成這個最困難的任務。

由于資源有限，他們還會求助一些社會力量，比如媒體和其他機構。同時，在解決順序上，重點關注那些最為緊急的求助者，做一對一的跟進工作。“有些病人一分鐘也不能等，能幫一個是一個。但我們也面臨一些困難，人手不夠是最大的問題。我們也在繼續招募更多的志愿者。”

這份工作占用了華融琦大量時間，“現在連我的爸媽也好像習慣我這種狀態了。畢竟每年寒假/春季學期都在做志愿工作，2020年的湖北、2021年的吉林、今年的上海。最開始還一直罵我不按時吃飯睡覺，后來完全不管我，隨我去了。”華融琦帶著輕松的語氣說道。

救助平臺的每一個舉措，或多或少直接間接地關系到他人的生命和基本生活。“我覺得我們這些年輕人苦點累點也沒什么，畢竟我們的一點幫助，對抱著希望來填表的求助者和家庭都可能至關重要。”華融琦說。

引入AI技術幫助更多人

雖然現在文檔支持者是200多人，算上此前由于個人情況而退出的，守滬者已有近300人參與。雖然有的人因為個人的時間安排退出，但是不斷會有人補上來，而這些“元老成員”也會一直在群里做一些指導和幫助。

“可以說全國各地的大學生都把自己專業的看家本領拿出來了。”華融琦介紹說，比如，對外經貿大學、上海財大的同學表格做得很熟練，政法專業的同學就梳理法務相關的條款信息，醫學院的同學參與整合診療建議，“疫情嚴峻，更需要大家凝聚力量去迎接考驗”。

據華融琦介紹，這兩天他們正在做一個AI(人工智能)電話尋呼平臺。“因為我們現在人手也不足，所以就想著預先錄制好渠道，進行初步的篩選指導和轉接工作。”

更重要的是，他們還要考慮那些不會用智能手機的老人。他解釋說，現在很多老人還在使用座機，或諾基亞等非智能機。因此他們打算制作一個AI語音平臺，用平臺設置一個總的轉接手機號，通過AI語音識別，指導老人按對應的數字來求助。“比如按1是求藥、按2人工服務，等等。”這個識別系統還在請電子科技與軟件工程專業的同學不斷測試和優化，看看能不能使用一些關鍵詞和檢索功能，以準確地判斷出來電者的用意，進一步回應需求、提高響應速度。

有過多年社會工作、公益活動經驗的華東政法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師姬中憲認為，本輪疫情中涌現出的公益平臺、組織，不乏一些比較專業的機構和群體。比較可惜的是，這個群體目前只能利用有限的空間，見縫插針地做一些拾遺補缺的工作。“在公共危機事件當中，這些群體還可以發揮越來越主動的作用，變成應對危機的常態之一，并形成制度化。”他告訴記者。

在姬中憲看來，社會力量在一些具體事務或者某個專業范圍里面的事情可以做得比較好，但是疫情防控是一個綜合的全局性的問題，也難有一家社會組織或一家公益機構能夠去統攬全局，這些分散的力量需要進行再組織再整合，以發揮更大效用。

“像守滬者這樣的民間發起的平臺，會對醫療求助有一些解決方案，但是我們應該思考如何整合更多專業社會組織，把這些自發的平臺或組織嵌入到整個防疫、抗疫的大格局中去，形成常態化的政社合作機制。”